记者 庞东梅

　　6月25日，第18个全国“土地日”。“耕地保护在今天有特别的意义。”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如是说，“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构成了从国外、全球一直向中国延伸的态势。”回首国内，虽然我国粮食基本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粮食价格仅出现小幅上涨，受国际影响较小。然而，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的较大差价，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在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内外形势再次凸显出粮食生产最基本的要素———耕地的重要性，也为我国耕地保护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虽然我国粮食自给率高达95%，但是耕地现状不容乐观。资料显示，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一些省(市)人均耕地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以这样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十几亿人口，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然而，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同时，我国现有的耕地面积却面临着日益减少的威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坚守耕地红线，本身就是一项很难的工作。现实生活中，想守住耕地的力量要远远弱于想突破红线的力量，两种力量是不均衡的。因为占用耕地的利益太大了，还远远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健全的制度体系。”事实上，这两种力量的背后反映的是发展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

　　如何保护耕地，在发展的同时守住18亿亩红线这一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邹玉川认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应该说是当务之急。要保住18亿亩耕地，节约集约是比较现实的办法。”为了更好的达到节约集约用地目标，邹玉川认为：“要将节约集约用地指标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各级领导致力于改善和提高本行政区内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蒋省三认为：“节约集约用地首先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行为，要从制度上控制征用土地的利益冲动。”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以及招商引资的热潮，在加上财税体制的改革，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生财的重要工具，正是由于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才导致地方政府大量征用农村土地的冲动难以遏制。从源头上遏制地方政府的用地冲动，必然会有效的保护耕地。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李元认为：“保护耕地要有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是有促进作用的。也建立了占用耕地的补偿制度，还建立了国家投资和鼓励土地整理的制度，但应该说力度还不够。”看来，要想保住18亿亩耕地，应该更多地运用土地价格及租税费等经济手段，毕竟我们是在向市场化方向前进。同时，我们还应该从物权的角度保护耕地，正如蒋省三所言：“如果我们不着力从物权制度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提供全面、完整的保护，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配置时就会背离市场，要素的价格就不能客观地反映其稀缺性，便可能加剧土地的粗放，不节约、不集约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保护耕地，不能仅仅从土地入手，还需要综合的配套措施才能收到效果。因为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面临着太多的利益关系，仅仅从土地管理的角度无法解决这么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相应地推进财税制度的改革，协调金融闸门和土地闸门的关系，一方面发挥土地稳定金融的正面作用，防止土地过量供应放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发挥金融对保护耕地的支持作用。

　　在当前全球通胀和国内粮价上涨压力的新形势下，“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需要我们扎扎实实落到具体行动上。